从雅加达飞回南城的航班是夜航。林晚靠着舷窗，看着下面那片漆黑的海。海面上偶尔有渔船的灯火，星星点点，像被风吹散的萤火虫，又像谁在黑布上戳了几个细小的窟窿，透出背后的光。她把手贴在冰凉的玻璃上，指尖的温度在窗面上留下几秒的雾气，又消失了。她想起程薇，想起她说“等我死了再休息”。她休息了，她还在飞。飞机穿过一层薄云，月光忽然涌了进来，落在她的手背上，凉凉的，像一滴冰水。她把掌心翻过来，让月光落在掌纹里。那些纹路纵横交错，像一条条她走过的路，又像一条条她还没走的路。

那幅画托运了，在货舱里，和那些箱子、袋子、别人带回家的礼物挤在一起。程薇说那是一个印尼画家梦里的花。他没去过南城，没见过母亲，没看过那些花。但他梦见了。梦见了一片红色的月季，从山脚一直烧到河边，花瓣在风里翻飞，像一面面小小的旗帜。他把梦画下来，程薇买下来，留给她。她要把那幅画挂在月季园的小屋里，挂在母亲的碑对面。母亲看着画，画家看着梦。他们都不在了，但梦还在，花还在。她要把那个梦挂起来，不让它被风吹走，不让它被时间冲淡，不让它像程薇一样，说走就走了。

空乘推着餐车经过，问她要喝什么。她要了一杯水，纸杯是热的，水是凉的。她喝了一口，把纸杯放在扶手上。杯底的水渍在扶手上洇开一小片圆形的印迹。

飞机开始下降的时候，窗外的海面变成了陆地，点点灯火连成一片，像一张巨大的网，罩住了整座城市。她看到了南城，看到了那片她从小长大的土地，看到了那些她熟悉又不熟悉的街道。她想起母亲，想起她蹲在花丛边的样子，想起她说“那些花，是种给你看的”。她看到了。那些花还在。她带着程薇的梦回来了。

落地的时候，南城是凌晨。机场空空荡荡，灯光惨白。有几个清洁工在拖地，水渍在地面上留下一道道痕迹，像鱼尾纹，又像干涸的河道。一个老人蹲在角落里整理手推车，那些车子一辆挨着一辆，排成一条长龙，沉默地等待着下一批旅客。林晚拖着行李箱走出来，轮子碾过地砖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，在空旷的到达大厅里回荡。

江临川站在出口，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深色外套，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。他没有举牌子，没有捧花，只是站在那里，像一棵栽在水泥地上的树。她看到他，脚步没有加快，也没有放慢。她走过去，在他面前站定。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很近，近到能闻到他外套上洗衣液的气味。不香，很淡，像冬天的风。

“南洋制药的事，办完了？”

她点头。“办完了。”

他接过行李箱，转身往外走。她跟在他后面，隔着两步的距离。她看着他的背影，肩膀还是那么宽，腰还是那么直，但走路的节奏慢了一些。他老了，她也老了。他们都在老。时间从来不等任何人。它只管往前走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跟不跟得上。

上车的时候，她坐在副驾驶，他帮她关上门。车子驶出停车场，汇入机场高速。路灯一盏一盏掠过，像被黑暗吞没的星星。她靠着车窗，闭上眼睛。

“程薇的遗物，都处理好了？”他问。

“嗯。该还的还了，该留的留了。股份我收了，公司我接手了。那幅画我带回来了。”

他没有问那幅画的是什么。他只是说：“那一定是好画。”

她睁开眼睛，看着窗外。天快亮了，东边的天际泛起一丝鱼肚白，灰白色的光从地平线上漫上来，像水一样无声地浸透了整片天空。她想起程薇在仓库里留的那幅画，想起画的背面那张便签，想起程薇写的那句话——“怕你哭。你哭起来不好看。”她把便签撕下来的时候，手没有抖。她把便折射好放进口袋的时候，手没有抖。她把那幅画重新包好抱在怀里的时候，手没有抖。她抖的时候，是回到酒店，一个人坐在床边，把那幅画打开，看着那些梦里的花。她没有哭。她只是坐在那里，把那幅画打开，合上。再打开，再合上。反复了很多次。

回到小院，天已经亮了。念恩还没醒，沈归在厨房里忙活。灶台上炖着排骨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，锅盖轻轻跳动，蒸汽从缝隙里挤出来，带着肉香和姜片的辛辣。她系着那条旧围裙，头发乱糟糟的，脸上有一道面粉印，看到林晚，她笑了。

“姐，饭马上好。你先坐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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